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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叫我院士,請叫我老師”
     

    “不要叫我院士,請叫我老師”

    來源:解放日報

    她是國學大師錢穆的女兒、“力學之父”錢偉長的堂妹、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60年傳道授業,如今83歲高齡仍然躬耕于三尺講臺。

    她說:“不要叫我院士,請叫我老師。因為做老師是我真正喜歡的事情!

    不久前,著名環境工程專家、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錢易先生來到“人文清華講壇”,為大家講述了“一門六院士,半門皆教師”的錢家故事,并深情回憶了影響她人生的幾位恩師。

    我們錢家有一個祖傳的《錢氏家訓》,其中有這樣幾句話:“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必謀之;利在一時固謀也,利在萬世更謀之!蔽易约阂惠呑幼隽藘杉,一件事是做教師,一件事是從事環保事業。我仔細想一想,這兩件事都是利于天下,都是利在萬世,都是有意義的事,所以我感到非常欣慰。 ——錢易

    一、我們一家都是教師

    我很小的時候受到父母的影響,開始對教育工作有了興趣。

    我們一家都是教師,我父親那邊叔父、伯父是教師,我母親這邊姨媽、舅父也是教師。我有3個哥哥1個妹妹,我們5兄妹全部都是教師。而且,我們5個人的配偶,有4個半是教師。為什么會有半個教師呢?那半個就是我的老伴,我的老伴在北京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工作,雖然不是教育部門,但是他是研究院的博士生導師,所以我把他稱為半個老師。

    我父親錢穆是一位教歷史的老師,他的人生道路很曲折。他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曾經有過五世同堂的規模。但是我父親12歲時,我的祖父去世了,而且家道中落,我父親中學還沒有畢業就輟學了。于是,他開始做小學教師,后來又做中學教師。因為他對中國的文化歷史興趣濃厚,所以工作之余不斷讀書、寫文章。他就是因為在蘇州一所中學教書的時候寫了一篇文章《劉向歆父子年譜》,受到了學術界的注意,特別是顧頡剛先生非常欣賞我父親的那篇文章,特意來到蘇州找我父親,還對他說:“你不適合再在中學教書了,我推薦你到北京的燕京大學去教書!這件事情對我的啟發很大。一方面,我父親能夠在艱苦的條件下不懈學習,這值得我學習。另一方面,像顧頡剛先生這樣的伯樂愿意幫助一個年輕人,幫助他找到自己的位置繼續成長,這也讓我看到了一個老師應該有的品質。

    由于種種原因,從1948年到1980年,我父親和我們分開了30多年。我童年記憶中印象很深的是,他的書房在走廊的盡頭,他在家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書房里度過的,我母親總要囑咐我們,走路不要出聲音,不要干擾你們爸爸寫東西。我父親給我的3個哥哥起名字,也很有寓意。第一個哥哥叫錢拙,“笨拙”的“拙”;第二個哥哥叫錢行,“行動”的“行”;第三個哥哥叫錢遜,“謙遜”的“遜”。這3個名字都不是那種很響亮很光輝的名字,而都有鼓勵孩子的含義。比如“拙”,就是提醒兒子勤能補拙,要勤奮!靶小,就是行勝于言,不能光靠講話,要多行動!斑d”,就是要謙遜。從3個哥哥的名字中,我體會到父親對于下一輩的期望和教導。

    我父親1948年離開我們到廣州去教書,后來1949年到香港辦了新亞書院,主要是教授中國文化、歷史。新亞書院辦了很多年,1963年港英政府建議把新亞書院與崇基書院、聯合書院合并成香港的一個大學,我父親非常贊成。他提了兩個建議,一個是這個大學的名字叫香港中文大學,另一個建議是希望香港中文大學的校長都由中國人來擔任。這兩個建議讓我深深體會到,雖然父親離開了大陸,但是他心里愛國的情懷并沒有消失,他是非常愛國的。

    1981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院長金耀基教授安排我的堂兄錢偉長和我去香港見了我父親一面,那是我和父親分開32年后第一次見面。錢偉長哥哥12歲喪父,他基本是由我父親帶著長大的,所以他們有很多共同語言。錢偉長當初考清華大學考的是文科,大學入學考試時他的文科成績比較好,物理不及格,英文水平也較差!熬乓话恕笔伦儽l后,他下決心要讀理工科,要走科技興國的道路,他的舉動感動了當時的物理系主任吳有訓教授,吳教授說我給你一年的時間試讀,看你這一年的成績決定你能不能轉到理工科,結果錢偉長這一年的成績非常好,后來他在力學等方面作出了很多成就。他對我父親說了自己做的事,我父親聽了覺得很欣慰。

    我與父親第二次再見面,是在1988年。父親上世紀60年代離開香港后定居臺灣,當時得了重病。正好那時臺灣開放大陸同胞赴臺探親,所以我就提交了申請,因機緣巧合成了大陸赴臺探親的第一人。那時父親已年逾九十,雙目失明11年,病重臥床2個月。我每晚陪在父親身邊,幫助老人洗澡、穿衣,利用這寶貴的機會為父親盡孝心。父親的病情很快好轉,不僅恢復了寫作,而且能接待客人了。和父親在一起的27天時間里,常有父親的學生來看他,我也了解了很多我父親教育學生的故事,它們使我深刻體會到,父親將一生獻給國學和教育是多么有意義。

    我的母親張一貫曾經是蘇州一所小學的校長,她白天在小學工作,晚上回來除了照顧我們5個孩子,還要準備學校里的工作。我家住在蘇州的耦園,那是一個很大的蘇州園林,當時有十幾個人家都住在那個院子里。每天晚上吃完晚飯,鄰居就會把他們的孩子送來,讓我母親給他們輔導功課,大約有七八個小孩,我母親就在兩張桌子間跑來跑去,一個一個地輔導。我當時還沒上小學,但是我看得出來孩子們都很喜歡我的母親,都聽我母親的話,所以我從小就感覺到做老師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老師是非常受人歡迎的。

    另外一件事給我更深的印象。上世紀50年代,我已經十幾歲了,那時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有很多受傷的士兵回國治病養傷,有一些就住在耦園。我母親見這些年輕的戰士們天天只是休養身體,病得也不是太重,就關心地問他們:“你們有沒有興趣學一點功課?數學、語文、歷史我都可以教你們,你們想學嗎?”那些年輕的戰士都說“我們想學”,于是我母親每天抽出時間給他們上課,這些年輕的戰士有的叫我母親“老師”,有的叫我母親“媽媽”。我當時看了這一幕,覺得做老師那么重要,那么被人需要、受人歡迎,所以從那時起,我心里就埋下了一顆種子,我決定長大了要像我母親一樣,做一個老師。

    我再講一講我姨媽的故事。我姨媽年輕時曾經有過一個男朋友,后來抗戰的時候犧牲了,所以她一直沒有結婚。她和我們家很親近,又特別喜歡女孩子。所以,從我出生一直到結婚、有孩子,她總是很關心我和我的家,直到她去世。她是一位中學語文老師,她有一種人生哲學叫作“三樂主義”,即知足常樂、自得其樂、助人為樂。雖然她自己的生命中有挫折,但是她總是很樂觀,能夠和周圍的人交朋友,并且把樂觀的心態傳遞給自己的學生。她的“三樂主義”對我的人生有很大的指導作用,我也是一個很樂觀的人,總是樂于見到好人好事,萬事從好處去想,而不去糾結于某些讓自己傷心的事。

    二、對我影響至深的三位恩師

    在我的成長中,有很多老師對我幫助和影響非常大,我想說一下其中的三位老師。

    我本科上的是上海同濟大學,學給水排水專業。有一位老師叫胡家駿,他總是在關鍵時刻指導我、點撥我,給我非常重要的影響。

    我大學畢業答辯后,答辯委員會主任、清華大學的陶葆楷先生請胡先生鼓勵我考他的研究生。胡先生來動員我,我直接就拒絕了,我說我不去清華,我要去蘭州建設大西北。后來胡先生就對我說了幾句話:“第一,陶先生是市政工程界全國第一的學者。第二,他要招研究生,你能考上的話,是你的幸運,你能學到很多東西。第三,很多人去考,你能不能考上還是問題!于是,我改變了主意。后來,我考上了陶葆楷先生的研究生,來到了清華大學。所以,如果沒有胡先生,我不可能成為清華的老師。

    胡先生還有一件事讓我終生難忘。上世紀90年代,我突然收到一封胡先生的來信,長長的有4頁紙。胡先生在信里說:你最近工作生活好嗎?聽說你現在有很多社會工作、社會活動,你還有沒有時間做研究?他指的是我先當了政協委員,后來又當了人大代表。他說,我們這個行業需要人才,工作任務很重,你不要放棄你的專業,你一定要好好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我讀了信非常感動,我和胡先生分隔那么多年,而且遠在千里之外,他擔心我沒有把足夠的精力用在業務上,居然寫信提醒我、關照我。于是,我馬上提筆給胡先生寫回信,詳細地告訴他作為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需要做些什么工作,我說我曾經參加了環境保護方面有關法律的制定,參加了很多執法的檢查工作,我還在會上經常就環保、教育問題提出建議,在教書的同時我也一直堅持做科研。我的信也寫得很長,胡先生收到信后很快又給我回了信,他說:知道你做的這些事都是有意義的,我放心了。胡先生就是這樣一位恩師,他讓我深深體會到做一個老師就要對學生負責,而不僅僅是講課而已。

    陶葆楷先生是清華大學的教授,我初來清華時還有點緊張,但是第一次和陶先生見面,就讓我完全放松了緊張的心情,覺得陶先生就像是一個親人、一個家長。

    陶先生雖然對我非常親切,但是他要求學生是很嚴格的。他讓我一定要上兩門課,一門是數學課,在清華上,一門是微生物學課,要到北京醫科大學去上。醫科大學的微生物學課,要用小動物做實驗,比如要給小白鼠打針,然后檢測小白鼠發生的變化?墒俏液芘滦游,不敢把小白鼠抓在手里,所以經常出洋相。

    其實我后來做科研,很多項目都是和微生物處理技術相關的。我記得有兩個項目都取得了成功,一個項目是“高濃度有機工業廢水厭氧生物處理研究”,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另外一個項目是“難降解有機物的處理工藝和技術”,獲得了自然科學進步二等獎。我到北京醫科大學去上微生物學課所打下的基礎,對這些工作都有很大幫助。

    陶先生還有很多帶教學生的方法,讓我受益良多。比如當時北京市有一些關于給水排水的問題,經常召開專家討論會,陶先生總是把我也一起帶去聽。像北京市的污水處理廠應該設在什么地方,應該采用什么工藝,應該怎么做,這些問題非常實際,聽了不同專家的討論,就像是上了很多不同老師的課一樣,收獲很大。

    我研究生畢業后擔任了陶先生的助手,第一個工作就是和他一起編一本書。其實這本書主要是由陶先生寫的,我的工作就是做表格、收集數據、進行計算、畫圖等,此外陶先生還讓我寫了兩章內容。等到書出版的時候,陶先生居然把我的名字和他并列放在書的封面上,這讓我非常驚訝。我對陶先生說我沒有做什么事,怎么能夠作為作者之一呢?陶先生馬上說,你做的工作是少不了的,你就是一個作者,你以后也要自己獨立做作者,寫這樣的書。所以,我在陶先生的手下做學生、做助手,得到了陶先生精心的培養和呵護。

    還有一件事讓我感激不盡。1980年學校選拔一些人出國做訪問學者,第一次選拔的名單里沒有我,后來陶先生發現了,馬上去給系領導提意見,他說錢易自學過英文,一定能考上。1981年,我作為訪問學者去了美國,這給我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我在國際上認識了不少專家,參加了很多活動。我后來經常想,在我的一生中,假如我沒有遇見陶先生,我會是什么樣?我肯定不會是清華大學的教授,我的人生道路肯定完全不同。

    第三位我想說的老師是顧夏聲教授,他和我從事的專業、從事的研究和教學完全一樣,我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顧先生年輕時因為車禍造成骨折,走路有點瘸。但是就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顧先生完成了留美的學習,后來在清華大學任教。

    有一次,我有一個專業上的問題不明白,去請教顧先生,顧先生說他考慮一下再回答我。那天晚上,突然有人敲我家的門,我開門一看居然是顧先生。我當時住在五樓,顧先生住在一樓,我說你怎么爬上五樓了,他的腿很不方便。他說沒有關系,我來跟你解釋一下你提的那個問題。顧先生的治學精神、教育學生的精神對我的影響很大。

    顧先生是無錫人,他講的普通話里帶著很重的無錫口音,學生往往聽不太懂,所以顧先生練就了非常厲害的寫板書的能力,他上課時一邊講一邊寫,可以讓學生完全聽懂他的話。顧先生給研究生講課的時候,他還想出一個辦法,他說研究生要好好提高英語水平,我這門課干脆就用英語講吧。學生們聽他用英語講課比聽他用無錫話講課更容易懂,所以這門課不僅學了專業知識,還鍛煉了英語聽力。

    最后我想說的是,我們錢家有一個祖傳的《錢氏家訓》,其中有這樣幾句話:“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必謀之;利在一時固謀也,利在萬世更謀之!边@幾句話的意思是,每個人做事一定要看它有利于什么,如果這件事只有利于一個人,那就不能做,有利于天下的事才去做;如果是有利于當前一時的事,你要去做,但是有利于千秋萬代的事你更要去做。我自己一輩子做了兩件事,一件事是做教師,一件事是從事環保事業。我仔細想一想,這兩件事都是利于天下,都是利在萬世,都是有意義的事,所以我感到非常欣慰。

     

    錢易,女,1936年出生于江蘇蘇州,環境工程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1952年錢易考入上海同濟大學衛生工程專業本科;1957年進入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進行研究生學習;1959年碩士畢業后留在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任教,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1988年在荷蘭訪學的錢易申請赴臺探親,成為大陸赴臺探親第一人;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2000年被選為富爾布賴特杰出學者;2007年獲得第三屆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獎;2015年獲得“尋找最美教師公益活動”最美教師榮譽稱號 ;2017年獲得全國教書育人楷模稱號。

    錢易長期進行高效、低耗廢水處理新技術的研究,難降解、有毒有害工業廢水處理工藝技術的研究,清潔生產與循環經濟的研究與推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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